吉莲邰蒂用人类学视角来看待金融危机
编者按
人们通常以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亚马逊丛林里的原始部落，但是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金融时报》专栏记者吉莲·邰蒂却将人类学的眼光投向了现代社会的专业群体，包括被她称为“彭博村”居民的金融家们。
她发现，金融界像原始部落一样充满了仪式和符号，但却缺少了活生生的人，人类学视角可以为他们提供一面镜子，这也许就是格林斯潘也希望理解人类学的原因。本文选摘自吉莲·邰蒂的《视角：鸟瞰与虫眼》第4章《金融危机》。
法国里维埃拉海岸的尼斯市，我坐在一个现代主义市政厅的黑暗会议室的后排，感觉自己很傻。我旁边坐着一排身穿中式衬衫和粉色衬衫的人。他们的脖子上挂着大塑料绳系着的名牌，上面写着“年欧洲证券化论坛”。这是一个交易复杂金融工具的银行家的聚会，这些金融工具包括与抵押贷款和公司贷款有关的衍生工具。我作为《金融时报》的记者，在那里进行报道。
在大厅前部的讲台上，金融家们正在讨论他们业内的创新成果，刷新着印有方程式、图表、希腊字母以及“CDO”“CDS”“ABS”和“CLO”等缩写的演示文稿。我感到一种文化冲击，这比在塔吉克斯坦时要微妙得多，因为文化模式感觉更熟悉，但语言对我来说是天方夜谭。
我不知道“CDO”代表什么，也不知道论坛上在发生什么。我当时想，一个投资银行会议就像一个塔吉克婚礼。一群人正在使用仪式和符号来创造和加强他们的社会关系和世界观。在塔吉克斯坦是以一个复杂的婚礼仪式、舞蹈和刺绣垫子的礼物的形式呈现。在法国里维埃拉，则是银行家们交换名片、喝酒、开玩笑，进行共同的高尔夫之旅，并在黑暗的会议室里观看幻灯片。但这两种情况下的这些仪式和符号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认知地图、偏见和假设。
“彭博村”的金融家们
因此，当我坐在黑暗的法国会议厅里时，我试图“阅读”支撑会议的象征性地图，就像我曾经试图“阅读”塔吉克婚礼上的象征意义，即格尔茨的架构下的“意义之网”，注意人们没有谈论的内容，以及他们想要讨论的话题。规律渐渐浮现出来了。金融家们认为他们控制着一种语言和知识，而其他人很少有机会接触这种语言和知识，这使他们感到自己是精英。
当我要求一位金融家解释什么是“CDO”或“CDS”时，他开玩笑说：“在我的银行里，几乎也没有人真正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学到了，它们分别代表“抵押债务”和“信用违约互换”。）金融家们拥有这种共同的语言，这就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被知识的纽带和通过工作形成的圈子联系在一起，尽管他们在纽约、伦敦、巴黎、苏黎世和中国香港等不同的地方工作。他们通过一个连接到彭博交易终端的专用信息系统进行交流。
我对自己开玩笑说，这就像一个“彭博村”。为了证明他们活动的意义，金融家们还有一个独特的“创造神话”（另一个常见的人类学术语）。局外人有时声称，金融家只是为了赚钱而从事他们的工作。
然而，银行家们并没有以这种自我方式展示他们的活动。相反，他们引进了“效率”“流动性”和“创新”等概念。证券化设计背后的创造故事——这也是会议的主题——这个过程使市场更具“流通”，即债务和风险可以像水一样容易交易和流通，使借钱更便宜。他们坚持认为这对金融家和非金融家都有好处。
另一个凸显事实的细节是，金融家们的演示文稿缺乏一个特点：脸或其他真人的图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似乎很奇怪，因为创世神话宣称“创新”使普通人受益。但当金融家们谈论他们的技艺时，他们很少提到活生生的人。希腊字母、缩略语、算法和图表充斥着他们的演示文稿。这些钱是谁借来的？人在哪里？这与现实生活有什么联系？
起初，这些问题让我感到好奇，而不是警觉。人类学思维方式的一个特征——像新闻学一样——是强迫性好奇，我觉得自己好像刚刚跌入了一个全新的呼唤着我去探索的领域。我告诉自己，如果自己开始为这片陌生的领域写下旅行指南，对《金融时报》的读者来说可能是有价值的，假想自己可能会像同事报道硅谷那样报道金融。毕竟，这两个行业都有一个创造神话，即宣扬关于创新及其带给人类所谓的好处。
后来人们发现，借用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后来的说法，这个创造神话也包含了一个可怕的“缺陷”；我在里维埃拉观察到的文化正在创造风险，后来引发了年的金融危机的风险。正因为金融家是一个紧密相连，几乎没有外部监督的知识分子部落，所以他们无法看到他们的创造是否失去控制。而且，由于他们对创新的好处有如此强烈的“创造神话”执念，他们对风险视而不见。
一位名叫丹尼尔·贝恩扎的人类学家后来把这个问题称为“基于模型的道德脱离”；另一位名叫凯伦·何的人把它归咎于“流动性崇拜”；还有一位名叫文森特·莱比奈的人强调了对复杂数学的“掌握”。
不管用什么比喻，问题是金融家们既看不到他们所做事情的外部环境（廉价贷款对借款人的影响），也看不到他们世界的内部环境（他们的小圈子性质和特殊激励计划如何助长风险）。
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学视野很重要。人类学的一个好处是，它可以让人们对陌生的“他者”产生共鸣。另一个好处是，它可以为熟悉的我们提供一面照照自己的镜子。在“熟悉”和“陌生”之间划清界限从来都不容易。文化差异存在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谱系上，而不是僵硬的静态框架。
但关键的一点是：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处于何种熟悉和陌生的混合体中，停下来问自己一个里维埃拉的银行家们并没有问的简单问题总是有好处的：如果我作为一个完全的陌生人，或者作为一个火星人或孩童，来到这一文化中，我可能会看到什么？
为什么格林斯潘希望了解人类学
年，我遇到了格林斯潘，这位传奇人物曾在年至年掌舵美联储。我们当时在阿斯彭思想大会上，这个会议每年都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同名小镇举行。他问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一本关于人类学的好书。“人类学？”我惊讶地反问。
在这之前，这位强大的前中央银行家——因为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而被称为“大师”——似乎是最不可能对文化研究感兴趣的人。他是相信自由市场理论的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群体的缩影，他们认为人类是由追求利润和理性的自我利益驱动的，理性到可以用牛顿物理学的模型来追踪。
这种立场促使格林斯潘支持金融创新，并对此采取不闻不问的政策；即使他担心信贷衍生工具或其他领域会出现泡沫，他也认为这些泡沫会自我纠正，因为市场是流通和有效的。
尽管他偶尔会对衍生工具的内在风险提出警告，但他同意金融家的观点，即抵押债务和信用违约互换等产品会使市场更有“流动性”和效率，因此，他对这些产品表示赞同。
我问他为什么想了解人类学，格林斯潘带着狡黠的微笑指出，世界已经改变，他想了解它。这似乎是一种轻描淡写的说法。年夏天，在债务链中的一些债权人——如美国抵押贷款借款人——开始出现违约后，金融危机爆发了。这些违约的最初损失并不是很大。然而，它们在金融方面造成了相当于食物中毒的恐慌，很容易再一次用香肠的比喻来解释：如果一小块烂肉进入了屠夫的搅拌机，消费者就会避开所有的碎肉和香肠，因为他们无法判断毒物可能在哪里。
当抵押贷款出现违约时，投资人拒绝触碰任何抵押债务，因为他们无法跟踪风险，因为这些工具已经被切割了很多次。本应在投资者之间分散风险，从而使其更容易缓冲打击的金融工具，为系统引入了新的风险——信心的丧失。没有人知道风险去了哪里。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金融当局争先恐后地解决这个“金融食物中毒”的问题，解决办法是支撑市场，救助银行，然后隔离（和清除）包含不良抵押贷款或“毒药”的金融工具。然而这并不奏效：年10月，一场全面的金融危机爆发了。
这对格林斯潘等人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认知打击。整整一代的政策制定者都相信，自由市场的经济激励机制可以创造出如此高效的金融体系，以至于如果出现任何过度行为，比如信贷泡沫，它们都会自我纠正，不会造成真正的损害。现在看来这是错的。或者正如格林斯潘在年底告诉国会的那样。“我的思维上有缺陷。”这就是为什么他想读一些关于人类学的书：他想知道“文化”是如何扰乱这些模型的。
我被打动了。当格林斯潘第一次向国会发表承认“缺陷”的评论时，这一承认引发了广泛的嘲讽，特别是那些在崩盘中损失了资金的人。但我认为这种反应是不合适的，任何领导人，更不用说被称为“大师”的人，都很少在公开场合承认知识上的错误。更少有人会试图通过探索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如人类学，来重新思考他们的想法。
我认为格林斯潘在拥抱一种探索精神方面是值得肯定的。但在我们讨论人类学时，我也意识到，格林斯潘想了解“文化”的原因与大多数人类学家的动力不尽相同。对他来说，研究“文化”主要是试图理解为什么其他人会有奇怪的行为。因此，他转向人类学的原因与惠蒂在英国面对埃博拉病毒期间向人类学家寻求帮助的原因相同：了解“奇怪”的其他人。
当我在阿斯彭遇到他时，格林斯潘特别好奇的是文化模式如何影响比如年的欧债危机，他觉得希腊人的行为特别令人困惑。换言之，希腊人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奇怪的“他者”，特别是将他们与德国人相比时，他想知道希腊人的文化模式是否会使欧元区崩溃。
学会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这是一个合理的担忧。人类学家经常探索“他者”。但这只是人类学所能提供的一半知识，在年之后，不仅是希腊提供了有趣的文化分析材料；华尔街或伦敦金融城刚刚发生的债务问题也同样有趣。所以我建议他读一些人类学家对西方金融所做的研究。有很多可供选择的研究方案。例如，人类学家凯特琳·扎鲁姆（CaitlinZaloom）曾在年与芝加哥交易市场和伦敦市场的交易市场人员一起生活，并跟踪了传统交易向电子交易的转变是如何影响金融家的文化。
何凯伦解构了华尔街的流动性意识形态，并指出，金融业不断失控的一个关键原因是金融家们将这种框架移植到了实体经济中——却没有意识到这在其他人看来是多么的奇怪，甚至不合适。
据她的观察：“我的华尔街信源没有认识到，不断的交易和疯狂的员工流动性是华尔街的独有文化，而是将他们的操作实践与他们作为市场解读者的文化角色混在一起。他们混淆了‘自然的’市场规律和金融周期。”
同样，苏格兰金融社会学家唐纳德·麦肯齐分析了交易员的部落主义如何促使他们为金融产品建立不同的估值模型，即使是用同样的所谓“中立”的数据进行计算。一位美国法律人类学家——将人类学应用于法律的人——安利斯·瑞尔斯（AnneliseRiles）对日本和美国的衍生工具合同对文化的意义做了惊人的分析。
另一位名叫梅丽莎·费舍尔（MelissaFisher）的法律人类学家分析了围绕华尔街性别不平衡的特殊问题。丹尼尔·苏莱尔斯（DanielSouleles）研究了私募股权玩家的网络。亚历山大·劳莫尼耶（AlexandreLaumonier）做了一项引人入胜的工作，研究手机信号塔的位置如何影响芝加哥和伦敦的对冲基金的交易策略。
另一位法语人类学家莱比奈在一家法国银行担任股票衍生品交易员，他写了一份出色的研究报告，阐明了即使是金融家也很难理解的“破坏性的金融工程”和“创新金融产品产生的风险”。
正如人类学家凯斯·哈特（KeithHart）所言，有大量的研究试图以更广泛的文化背景来考虑宏观经济模型，并将经济嵌入社会生活之中。甚至还有一项针对格林斯潘“部落”的出色研究。
美国人类学家道格拉斯·霍姆斯（DouglasHolmes）曾研究英格兰银行、瑞典银行和新西兰储备银行等机构的礼仪，并得出结论：中央银行家们对经济施加（或施加了）影响，不是通过机械地改变货币价格（正如经济学家的模型中通常假定的那样），而是通过施展“口头咒语”。因此叙事和文化很重要，即使对中央银行家来说也是如此；其实，叙事和文化对央行来说尤其重要。
然而，正因为精英们很难“翻转镜头”，所以尤为重要。这一点在新冠病毒的故事中得到验证。在金钱的世界里也是如此。如果金融家们在年之前以人类学家的视角来操作，金融泡沫可能永远不会变得如此之大，然后以如此可怕的后果破裂。
同样，如果有更多的中央银行家、监管者、政治家以及记者能够像人类学家那样思考，他们就不会对日益增长的风险视而不见，也不会对银行家如此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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