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欧洲汇率机制终止,建立货币联

年7月30日下午，魏格尔、施莱辛格、蒂特迈耶和哈勒一行飞往奥地利，去会见正在度假的科尔总理。科尔支持德意志联邦银行毫不妥协的立场，支持魏格尔下周一清晨就解除德意志联邦银行无限制干预外汇市场的义务。

自此之后，法郎之战的焦点就转向布鲁塞尔。年7月31日，周六，德国单方面提请召开欧洲货币委员会会议，随即于周日举行了欧洲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经过许多小时令人抓狂的争吵和辩论，年8月2日凌晨2点左右（远东外汇市场即将开市），法郎危机总算找到一条出路，会议决定大幅度放宽欧洲汇率机制的汇率波动区间。其实早在年7月22日，德国就向法国提出此建议，法国却拒绝了。

德拉罗西埃回忆说：法国最初的方案是要求德国退出欧洲货币体系，因为正是德国的政策导致了欧洲货币体系的紧张局面。最早提出这个想法的是荷兰人，不过他们很快就表明，一旦德国退出，荷兰也会步其后尘，比利时也将退出。

我立刻致电巴拉迪尔，说让德国退出汇率机制的想法不可行。我认识到，只有大幅度放宽汇率波动区间，欧洲货币体系才能生存下去。德拉罗西埃还说，巴拉迪尔最初建议的将汇率波动幅度放宽到6%，并不足以抵御投机者，“这就好像把一大堆新鲜的生肉放到一群凶猛的狮子面前，它们在两三天内就会把这堆肉吞食干净。”

年6月接替拉蒙特担任英国财政大臣的克拉克出席了布鲁塞尔的货币会议，他是强烈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人。深夜时分，眼看会议就要无果而终，克拉克勇敢站出来，强烈建议大家同意大幅度放宽汇率波动区间。

德拉罗西埃立即致电巴拉迪尔，两人同意将单边汇率波动区间扩大到前所未有的15%,准备以此说服与会者达成协议。巴拉迪尔接着与科尔通电话，说除非汇率波动区间扩大到这个幅度，否则法国就会退出欧洲汇率机制。科尔默认了。巴拉迪尔立刻指示德拉罗西埃照此办理。

允许汇率在如此大的区间浮动，实际上等于是终止了欧洲汇率机制，不过这个应急措施避免了法郎正式宣布贬值的尴尬局面，也挫败了投机者大赚其钱的企图。法国总理对自己一手促成的成果颇感高兴，“第二天早上，密特朗电话我，他说：‘你确实作出了很好的努力，你本来建议6%，结果却是15%。’我们击退了投机者，赢得了胜利。”

两天后的法国内阁每周例会上，密特朗坦承，货币危机最佳的解决方案应该是说服德国逃出欧洲汇率机制。他把货币动荡之责任完全归咎于德国，“所有这些困难都是源自德国重新统一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他们想让欧洲其他国家为德国统一买单，就像美国长期以来让其他国家为其赤字买单一样。我们依然处于危机之中，危机远远没有结束。”

年7~8月的货币风暴，是德法之间一系列痛苦较量的最后遭遇战，它们严重考验着德法两国关系。此时恰好又是重塑后冷战时代欧洲的关键时期。这场最后的搏斗宣告欧洲货币旧秩序的崩溃，宣告构建欧洲货币新秩序的战斗拉开序幕，新的战斗必然伴随新的冲突和新的较量。

欧洲整体的政治形势让货币联盟变得必不可少，并且是人们所希望看到的。如果建立货币联盟时有政治意图的推动，那么德意志联邦银行不应该也不可能反对它。我们的运气不错，因为我们可以按照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模式来构建欧洲中央银行。赫尔穆特·施莱辛格，德意志联邦银行前行长。

当欧洲人本该为统一的欧洲重生、单一市场的到来和单一货币的蓝图举杯庆祝时，马斯特里赫特会议的冲击给各国带来了多种负担和分歧。~年一股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胜利的巨浪，冲上了中欧和东欧的滩头阵地。但仅仅3年之后，西欧大陆就被卷入到这一胜利留下的混乱局势中。

混乱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年欧洲出现了严重的萧条。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是前两年汇率危机的滞后影响。而在东欧，分裂的势头愈演愈烈：前南斯拉夫的流血冲突、苏联的解体以及局势相对缓和的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解体。

西欧并未打算通过急剧扩大欧共体的规模来解决争端，而是想通过货币联盟来让欧洲的一体化变得更加紧密，但很多人认为这么做是在塑造欧洲命运时所作的错误选择。马斯特里赫特没有带来一股包容的氛围来欢迎即将加入货币联盟的各国，而是让一种怨恨与恐惧的矛盾情绪控制了欧洲。欧洲出现分化的原因之一，是此前货币市场动荡的影响。

西欧实际上以南北为界，划分为“强势”和“弱势”两个货币阵营。第一阵营中，是德国和其他强势货币国家一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奥地利（它们于年随瑞典和芬兰一起加入到欧共体之中)，这些国家的货币在~年并未贬值。第二阵营中，是处于弱势的南部国家，包括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后来它们被外汇交易者讽刺地称为“地中海俱乐部”（甚至被直接简称为PCS)。

弱势货币国家的通胀率，高于以德国为首的强势货币集团，货币贬值的谣言令它们的货币不断承受外汇市场的侵袭，因此它们迫不及待地想让本国货币汇率盯住德国马克，以免受猖獗的国际资本对本国货币的打击。强弱货币集团的分化代表着意识形态以及经济上的分歧与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派和货币主义派围绕维纳计划的分歧有些类似。

经济学家派坚持经济先行，认为经济趋同是首要任务，是货币联盟的先决条件；货币主义派则坚持货币先行，认为协调统一各国汇率的货币监管规则才是第一要务。尽管法国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为维持德国式的经济原则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但由于身为弱势货币集团中的一员，它夹在强弱货币阵营之间，进退维谷。

因为外汇市场时常质疑“强势法郎”的可持续性，为维持人们对“强势法郎”的信心，法国被迫将利率保持在大幅高于德国利率的水平，可是法国的通胀率是低于德国的。（正常情况下，通胀率低会使利率水平较低，进而产生借贷成本低的优势，但法国调升利率至高于德国的水平，使这一优势消失了。)

法国因此经历了低经济增长、高财政赤字和高政府债务的恶性循环，积累了长期持续的政治和社会负担。欧洲强弱货币阵营间的冲突，在20世纪90年代末才日渐缓和。那时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复苏取得进展，主因是在美元姗姗来迟的反弹和德国马克走弱的刺激下，投机资本流入德国的步伐放缓了，并且整个欧洲的利率都维持在较低水平。

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第二个4年总统任期内，美元出现反弹，着实挽救了货币联盟的计划。然而，欧洲经济情况的转变却多少有些讽刺，因为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减少美国货币的跌宕起伏给欧洲带来的风险。

欧元问世前的最后阶段是充满分歧的时期，而为数不多的、能够让欧洲人达成共识的问题之一，是单一货币的名字。当时的提议多种多样，“crown”（克朗)或“kone"(克朗)，过于中欧化；“ecu”,过于法国化；“gulden”(盾)，过于德国化或荷兰味儿：另外，把“Eo”前缀放在已有的货币名字前，又让人感觉像国家性质的货币：这些备选名字都被否决了。

作为对其他那些国家化名字的折中之选，年12月，发音中性的“Eu0”被最后选定为欧元的名字。而在马斯特里赫特峰会确立的“趋同标准”，是根据统计数据而设定的，这让参照这一标准选择货币联盟成员的过程充满了争议。在德国支持财政和货币政策正统观念的人中，有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汉斯·蒂特迈耶。

他在年接替了赫尔穆特·施菜辛格，担任德国央行行长，蒂特迈耶是对货币联盟持经济学家派观点的旗帜性人物。蒂特迈耶和他的支持者强烈要求，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应该将意大利排除在外，以使其范围更小、更加同质化。他们认为这样比包含更多成员国的架构更加稳定和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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